抗日在豫东

发布时间：2014-5-13 14:24:50       来源：本站      点击次数：7908

1 结拜土匪头王胡子

刚组建的这支千把来人的“抗日自卫军”向着虞城开拔。

途中到达永城东南方的李口乡附近时，适逢大雨，永城北的巴股河水陡涨，要想过河就必须从永城北关大桥通过，而大桥控制在杂八队王胡子部。

面对这样的意外，王化荣的意见是仗着我方人多势众可以强行通过，谅对方也不敢怎地。大家都觉得这样做似乎不妥，于是找来当地人了解情况。

了解之后方知，两个月前日寇对永城一番炮击，城内一片火海，守城的军政人员未作抵抗弃城逃跑，七八天之后，汉奸领着鬼子就进来了。永城沦陷后，一时间全县土匪蜂起，都妄想发国难财。他们白天到处抢东西，吃派饭，夜里“拉冤”(绑票)、“过户”、“绑架”无所不为。除了纯粹的土匪外，也有许多人打着抗日和保卫家园的旗号，成立许多大大小小的武装，诸如“游击队”、“看家队”、“自卫团”、还有“红学会”、“黄枪会”、“妙道会”等等，人称“杂八队”，也称“呼隆队”，当地有“三里一队长，五里一司令”的说法。目前永城的格局是，城内尚驻有日军和伪军，城外则由几股大的杂八队各霸一地。这些杂八队名曰抗日，实则也是一些扰民的土匪。控制着城北关大桥的王胡子名叫王景春，拉起了百八十人的队伍，自称是“王司令”，他还有两个弟弟人称王老三和王老四，也都是这样的杂八队头头，驻扎在离此地不远的地方。

父亲认为，不管怎么说王胡子现在打的是抗日旗，对于驻在城里的鬼子可能也还有一点牵制作用，因此应避免跟他冲突。再说，一旦冲突起来，他的两个弟弟不会坐视不管，那样一来会带来更大的麻烦。王乔英甚至说，为了减少在这里耽搁的时间，实在不行就花上点买路钱。刘之武不善言谈，但他经常会有一些好点子，他说：“估计王胡子也不愿意跟我们闹起来，我们可以去人跟他谈。我们人多，又有少圃（王化荣的字）这样有派头的司令，只怕他巴不得攀上我们呢！我可以陪王司令先进去。”

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认可，王化荣也很自信。果真，他们进去了不多时就派人将父亲和王乔英等人也请了去，说王化荣和王胡子已经拜了把子，结了盟友。

在酒桌上，王化荣和王胡子一方面说抗日，但同时也都认为就得从老百姓那里抢东西，王胡子的观点是“不抢我拿什么养活弟兄们”，王化荣说：“老子在前方打仗，他们就该供给我们吃喝！”。开始时王胡子以为王化荣也与自己一样是个“大老粗”，但当他知道王化荣当过正规军的上校团长，现在又拉起了自己远不能及的“势力”的时候，让他既佩服又羡慕。特别是看到王化荣的队伍里还有刘之武、王乔英和父亲这样的“秀才”和“文人”，更让他对王化荣刮目相看。

此前，在王胡子眼中一方面觉得“秀才”和“文人”都是些神秘人物，同时又觉得那不过就是认几个字，都是些没有用的家伙，一直抱着你看不上我我更看不上你的态度。但父亲和刘之武等人稳重的谈吐很得他的信任和好感。

席间，正如刘之武所预料的，王胡子直言自己势单力薄的苦衷及与当地其他杂八队之间的明争暗斗，十分主动地跟他们套近乎，说了许多“这年头大家都是过了今天不知明天怎样，多个朋友多条路”之类的话。

就这样，在王胡子的帮助下，父亲他们的队伍避开了城内日本鬼子和伪军设的岗哨，顺利地通过了永城到达虞城。

2 解困蔡洪范

中原大战失败以后的冯玉祥，一直等待时机东山再起。1938年5月，台儿庄会战之后，冯玉祥抓住广大民众迫切要抗日的时机，要求他的旧部在有群众基础的河南迅速组建抗日部队，在抗战中扩展壮大。

于是，原西北军的军官宋克宾[1]、魏凤楼[2]、蔡洪范等人决定在豫东沦陷区，利用西北军旧部和地方的关系，各自组建一支抗日部队，然后由宋克宾牵头将几支部队统一成四个总队，既是为着抗日，也是为着发展自己的实力。当时在豫东，社会秩序极端混乱。他们一方面各自收容起中国军队撤退时留下的散兵游勇，招兵买马拉起抗日队伍，同时也避开县城里日寇的伪政权在而乡下建立起另一套政权系统。

曾经在冯玉祥部当过中将师长的蔡洪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拉起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并自称是虞城县县长。

这时在虞城，蔡洪范为数不多的兵马正困守在几个村庄一筹莫展。

蔡洪范临时拉起来的部队刚开始时有几千人，除了收容的那些被打散了的士兵，还有农民甚至土匪，据说还抢了一个大地主的许多钱，发了饷钱。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训练的时候，就曾浩浩荡荡地向陇海路进发打日本，可还离铁路几十里，这些乌合之众刚闻枪响就全部溃散。溃散后的的队伍，三五十人一伙、百八十人一队，均打着蔡县长的旗号向老百姓要粮要款，敲诈勒索，这时蔡洪范已经很难将其统一了。

这里的老百姓认为蔡洪范打了败仗，抗不了战，保不了家，不愿意再拿钱出粮。于是有钱的人家和普通老百姓串通好，将粮食坚壁清野集中在几个大圩子里，周围挖成堑壕，完全拒绝对蔡部的一切供应。蔡洪范所残留的队伍，连饭也吃不上，派去向老百姓要粮搞给养的副官也被老百姓捆了起来，不但不给粮连人也不放。

“抗日自卫军”去了之后，自然也没有饭吃。

蔡洪范和王化荣主张打开老百姓的圩子抢粮食，父亲与刘之武、王乔英等人坚决不同意。争论和商议的结果是由父亲和王乔英带着队伍中的学生去搞粮食。

于是，父亲和王乔英就带领着三四十男女青年学生，不带枪支，不扎武装带，一律就是学生打扮，整整齐齐排着队，站到了一个大圩子前。他们先喊了“团结抗日，不当亡国奴”，“好铁要打钉，好人要当兵”，“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等口号，又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等抗日救亡歌曲，还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战斗歌曲《马赛曲》。一曲又一曲，学生们边唱边流泪。父亲和王乔英则对着圩子里的人喊话，宣传抗日道理，说明他们是真正抗日的，是与老百姓一家人。

终于，站在墙上随时准备动手的老百姓悄悄地放下了吊桥，打开了圩子的门。老百姓看出来了，这些人不是土匪，土匪中没有这样的学生，更没有女学生，也不会唱抗日歌。

从圩子里出来三个老头，到他们面前就跪下磕头，说：“我们可见着天了……”一面说着一面泪如雨下，接着就述叙了一些蔡县长的兵们怎样以抗日为名抢劫老百姓的情况。

父亲他们能说什么呢，只能好言相慰，同时提出粮草的困难。三个老人并没有立即答应什么，而是邀请他们进圩子坐坐喝茶抽烟，父亲就说人太多了，还是叫人进去拿出来吧。就这样，他们派了汪木兰、李淑秀(即李昭)、 还有我的表姐杨新民等几个城里能说会唱的女学生先进去。寨子里的老太太和妇女看她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就说你们这么大的女孩子，不在家蹲着，在外抛头露面干什么？女学生们说，我们家乡被日本人占了，他们杀人放火拉女人，我们在家蹲不了，在外抛头露面也比在家被日本人杀了好。说着说着就都流了泪。妇女们和其他人都很受感动，非常同情，有人就拿东西给她们吃。后来寨主就派人挑着挑子跟着女学生们出来，为部队送来面和草料，还放了被关在寨子里的蔡洪范的两个副官。

看到老部下王化荣带来了这么精良的装备和这么多的人马，还有父亲、刘之武、王乔英以及一大帮学生，蔡洪范十分高兴。

蔡洪范虽然与王化荣关系很熟，却不是一类人，他显然是个文化人，也像是个科班出身的军人。为了表达感情和抗日决心，蔡洪范首先提议饮血结盟。他用刀子割破自己的手指将血滴在酒里，随后王化荣、王乔英、刘之武和父亲也都学他一样，几个人的鲜血在酒里混合，然后分盛在碗里，一饮而尽。

尽管此时大家都很真诚，但由于种种原因，蔡洪范和王化荣日后还是与他们分道扬镳了，此为后话。

3 巧遇寿松涛

蔡洪范与王化荣的部队在虞城会合几天后，蔡洪范提议离开这个地处豫、皖、鲁交界处被土匪糟塌得不成样子的小县，到陇海路南的鹿邑县投奔河南第二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宋克宾。宋克宾也是西北军系冯玉祥的部下，与蔡洪范和王化荣都有些关系，

大约7月份，部队到了鹿邑县，驻扎在鹿邑孤柳树集。在鹿邑县附近的老君堂里他们找到了宋克宾，此时宋克宾已经在豫东敌后控制了五六个县的政权，有了一万多人的武装。蔡部到了之后稍加休息即按照宋克宾的要求进行了整编。之后，蔡洪范被任命为豫东抗日第三总队[1]司令兼为永城县县长。在三总队下设三个团，王化荣为第一团长，这是最精锐的部分，其余两个团是空架子。任命了刘之武做三总队的参谋长，王乔英还当秘书长，父亲则被任命为政训处处长。

其实，军队没有什么秘书长，可给王乔英安排别的什么职务也不合适，此人当过县教育局长，是个老师辈分的人，但年纪太大，又不懂军事，于是就还是叫他秘书长，实际上是个空名义。

到鹿邑县不久，王乔英就离开了部队。

王乔英离开部队的起因是：王化荣看上了撤退到这里的开封县县长的老婆，这位县长老婆是县长从开封县妓院里带出来的一个年轻漂亮的妓女，王化荣就通过与县长的儿子换帖子的办法接近了县长，然后又把这个他称为小婶的女人带在了身边。县长没敢吭气，正派的王乔英看不惯，就以老哥的身份批评王化荣，没想到王化荣恼了，不知对着王乔英说了些什么话，使王乔英整日处在恐惧之中。王乔英病了，病得很重。爱民哥他们去看他时，他流着泪对爱民哥说王化荣要派人杀他，说王化荣是个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人，自己老了，现在对王化荣也没有什么用了，继续待在这里他非杀了自己不可。父亲知道这个情况后，当即决定，为了王乔英的安全，也为了这支刚诞生不久的部队稳定，就赶紧派人将他送到了当时还未失守的泊州养病。

从此以后，父亲他们就再也不知道王乔英的下落了。

此时，蔡洪范为了顺利地到永城，就在鹿邑县当地继续招兵买马，培训部队。父亲和刘之武现在虽然有了抗日的地方，但找不到党组织使两个老共产党员感到仍然是没有着落，他们知道现在是国共再次合作的时期，也知道在这敌后肯定也是共产党活动的地方，就商量趁着部队暂时稳定的时候抓紧寻找党组织，他们希望蔡洪范这支抗日部队能得到共产党的领导。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来月的时间，有一天，刘之武在路上看到十几个人围坐在地上吃饭，看他们的装束特别，不像当地人，风尘仆仆又都是南方口音，就主动上前问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首的是个三十八九岁的壮实汉子，很威严的样子，名叫寿松涛，他当时只对刘之武说是从延安来的，要到浙江去找抗日武装。刘之武听说他们是从延安来的，赶紧说，浙江太远了，路上又有土匪，就留在这里吧。

其实，寿松涛等12人正是共产党派来豫东到宋克宾部队做统战工作的工作队。他们是在汉口接受了来豫东敌后发展抗日武装的任务的，到了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确山县竹沟镇以后，是省委负责军事和统战工作的彭雪枫给他们介绍了情况并交待了任务。当时彭雪枫等共产党人正在这里积蓄力量，培训干部，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因此寿松涛的任务就是开展统战工作，联系友军争取共同抗日，同时配合彭雪枫发展游击武装。

当寿松涛知道刘之武就在蔡洪范的部队里当参谋长的时候，自然觉得很巧，心中也高兴。那时父亲和刘之武就劝说蔡洪范将寿松涛他们留下，正在招贤纳士扩编部队的蔡洪范十分高兴，当即就同意了。他集合起部队，将寿松涛等人一一介绍给了他的部属，并将他们暂时就安排到了父亲的政训处里。

后来，当刘之武和父亲与寿松涛等人深入一些交谈，知道了彼此的身份和情况后，双方都很庆幸。父亲与刘之武庆幸终于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而寿松涛则庆幸这么顺利就在蔡洪范的部队里找到了工作的基础。

不久，按照上层统战关系关于进一步加强政训工作的共同意见，在豫东地区的几个友军部队中都建立政治部，并确定寿松涛任蔡洪范第三总队政治部主任，他的工作队员也分别担任了下设的组织科、宣传科、民运科等各科的科长。接着，彭雪枫又以自己和新四军游击支队的名义给蔡洪范写了一封信，说明寿松涛是派驻在蔡部的共产党正式代表，同时说明，今后如对我党我军有什么意见都可以通过寿松涛转达或协商解决。

寿松涛是父亲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浙江人，年龄比父亲小一岁，读过师范，当过小学教员，早期信仰三民主义，1926年的共产党员，跨党参加过国民党县党部的工作，1928年担任中共诸暨县委书记，是一个正义刚直的血性汉子，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并充满了激情。相同的经历和共同的理想使他与父亲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从1938年夏在鹿邑县巧遇直到父亲1941年春离开永城县，大约有2年半的时间他们在一起共事，在这段时间里，寿松涛既是父亲的战友，也是党内的直接领导。一九四一的春天，父亲调离永城开辟新地区工作，与寿松涛从此就分别了。同年五月，寿松涛随着新四军的主力撤离了永城到津浦路东执行新的任务，不过，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七年他又两次重返永城工作，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离开。用寿松涛自己的话说，永城是他的“第二故乡”。

寿松涛的性格特点是疾恶如仇、刚强、果断、有魄力。可就是这样一位共产党人文革中竟也被戴上一顶“叛徒”的帽子，致这位西北工业大学的校长在一九六九年的冬天郁郁而病终，直到一九七八年才平反恢复名誉。

4 统一战线下的政训处

地主家庭出身的刘之武感觉到了寿松涛对自己的不信任。他没有多说什么，认为既然自己出身不好，就不要在这么复杂的地方待，还是到共产党自己的部队去。于是，在寿松涛到蔡洪范的部队之后不久，他就离开了，到了彭雪枫、吴芝圃领导的新四军第六支队（原新四军游击支队）。当时虽然蔡部与新四军第六支队相隔并不远，但由于战争环境和彼此的工作都很忙，实际上父亲与刘之武没有机会再见面，直到1942年父亲听说了他牺牲的消息。

为了培养敌后抗日骨干，在征得了蔡洪范的同意后，共产党就以政训处的名义在龙岗西边的菅沟、王石井栏等村举办干部培训班。活动是从1938年的9月份开始，到转过年来元旦前后日军对永城地区实施大规模扫荡的前夕结束，前后4个月左右的时间。

干训班的经费主要靠国民党永城县政府供给。学员是军事化生活，每天早上出操，上午下午上课讨论，晚上自习到10点多才休息。

永城本来就是个穷地方，加上连年的战乱和自然灾害，群众生活苦到了极点。干训班也同样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特别是寿松涛他们这些南方人，乍吃高粱面糊糊和窝窝头，十分不习惯，只是因为肚子饿得受不了才一点一点咽下去。到了寒冬季节，许多人还穿着单衣，大家就互相“打通腿”[1]睡觉，实在冻得受不了，有人就钻到老乡牲口棚的草窝里过夜。不过，虽然生活非常艰苦，但工作紧张而热烈，大家都感到乐在其中。

干训班以寿松涛的12名工作队员为基础，队长、副队长、指导员等都是由他们担任的。干训班共办了三期，培训了300多青年知识分子，其中包括父亲和王乔英他们从宿县带过来的五六十男女青年，永城县原教育局长、地方开明士绅王卓然（失去组织关系的老共产党员）在当地召集的一大批青年学生，还有蔡部的基层青年干部等。

干训班的这些学员此后大都成了抗日的骨干，当地的青年人多是回到了地方的区乡继续作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的工作，宿县来的青年则大部分留在了蔡洪范的部队里工作，如爱民哥担任了王化荣团的教导员，父亲的本家孙子徐凤三担任了王化荣团一营的指导员。

这个干训班名义上是蔡洪范的，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名义上的领导是担任第三总队政训处处长的父亲徐风笑，实际的领导是寿松涛，是永城县的共产党组织。

干训班贯彻的是寿松涛的工作队从抗大带过来的一套方法，采用的的是抗大要求的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等。教学内容也是抗大政治教育的内容，如《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论持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人运动史、群众工作、游击战术、部队政治工作等等。这些课程都由寿松涛的工作队员当老师。军事训练的内容主要是徒手、队列、射击和游击战术。他们给学员教唱的也是抗大的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承担……”。

当然，父亲作为政训处处长也有许多工作，他要讲话，要抓所有具体的领导工作，也要亲自给学员上课。他给学员们讲国际国内的形势和军民关系等，讲《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切对于一个曾经的共产党县委书记来说都是做起来并不很困难的事情。

在干训班开始后不久，有青年学生要求去延安。开始时是宿县的青年学生李淑秀（即李昭）等六位县城里来的学生在一起议论着去延安，他们认为直接找共产党可能更有利于在抗战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后来又有陈海仙的女儿陈秀章（即后来的李超南）也想去，他们首先向父亲提出了要求。父亲表示了同意，并正式报告了蔡洪范。实际上，早一些时候蔡洪范已经有一个弟弟在共产党员的介绍下去了延安。父亲向蔡洪范报告后，结果蔡洪范的儿子也要去。不知当时具体的经过是怎样，据爱民哥说可能蔡洪范还给他们一行八人出了路费。

在干训班期间，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在寿松涛的领导下也抓得很紧，父亲带出来的家乡青年学生大多也是在这期间成了共产党员。

爱民哥当时各方面都表现很突出，可因为他说了一句话，使他没有第一批入党。

情况是这样的：那时大家肚子都饿，就想起来老百姓家枣树上的累累红枣，说着说着，幽默快活的爱民哥就说：“去打枣吃怎么样？走嘛！列宁说要为了面包而奋斗嘛！”，惹得大家哈哈大笑。不知怎么这事传到了寿松涛那里，寿松涛很不高兴，怎么徐爱民能这么说话呢？当时担任组织科长的糜云辉（工作队员，后牺牲）解释说：“没事，徐爱民是开玩笑说的。”但寿松涛认为，作为共产党员不能开这种没有原则不负责任的玩笑，玩笑话里也是有政治的。于是，为了教育爱民哥，也为了教育大家，第一批入党的名单中就去掉了爱民哥。

当时新民大姐为自己能第一批成为共产党员而自豪极了。可对于爱民哥来说，没能第一批入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也是一次深刻教训，从此爱民哥记住了共产党员不可以随便说违背政治原则的话。

我想，可能老共产党员所共有的那种严肃严谨的作风也就是这样形成的吧。

在举办干训班的这个阶段，蔡洪范与寿松涛和共产党以及新四军游击支队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这一方面因为当时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环境比较好，同时也由于蔡洪范的部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在物资供应等方面都不被重视，在政治上也不被信任。

爱民哥告诉我，当时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王化荣叫他的勤务兵与另一个士兵一起把国民党从老河口派到政训处来的三个特务骗到了去鹿邑县的途中，在河边的高粱地里全部干掉丢到了河里，不久，王化荣团里的这个士兵就被调到蔡洪范身边当了他的随身勤务兵。这件事说明，王化荣派人干掉三个特务是出自蔡洪范的授意，也说明原西北军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不愿意国民党插手他们的活动。

在与寿松涛一起工作的日子里，父亲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历史和党籍问题告诉了他，父亲认为自己必须对党组织忠诚老实。

但在寿松涛等一些思想十分纯洁的共产党人看来，这样的历史过于复杂，特别是当时王明还担任着长江局的书记，因此父亲在莫斯科的那段经历，什么“托派嫌疑分子”、受过党内警告处分这样的“污点”，不得不让他们对父亲保持了一定的警惕性。

过了一段时间，与父亲一起工作的共产党员们看到父亲很坦然，又完全是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做事，并且父亲身上那种共产党员所特有的思维习惯和作风也是他们所熟悉的，于是开始的那种警觉慢慢地也就淡漠了，甚至也有人根本就不知道父亲的党籍问题还没有解决，包括寿松涛工作队中的共产党员，也包括家乡随父亲一起来的那些子弟兵以及永城县的青年，他们都认为徐风笑是个老共产党员，都尊重信任他。

开始时父亲迫切希望尽快解决党籍问题，直到有一次寿松涛对他说“你的党籍问题解决是困难的，必须经过中央”。

听到这个消息父亲很失望，但也理解组织上的困难，毕竟许多事情的了解和落实都是需要时间的，大家的工作都很忙，他觉得能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为抗日做事就行了。那时父亲在宿县年轻人中的威信很高，在蔡洪范和王化荣那里也有特殊的影响，同时也由于他在工作中表现出了比较强的能力和才干，所以寿松涛以及彭雪枫、吴芝圃、张震等新四军游击支队的领导对于他都是信任和重视的。但是在父亲的内心深处仍然常常为自己不明不白的身份而感到有些尴尬。

父亲的党籍问题是直到两年多之后才解决，那时已经是1940年底了。是寿松涛和另一位同志作介绍人重新入党，是中央批准的，没有预备期。

5 龙岗兵变

后来，蔡洪范对寿松涛及共产党有了警觉。

爱民哥的一位同学在王化荣的特务连发展王化荣的侄子加入了抗日民族先锋队[1]，王化荣知道后对时任王化荣团教导员的爱民哥说：“怎么搞的，有人在下面发展共产党，你知道不知道？”机灵的爱民哥就说：“我不知道啊，我只知道民先队是个群众组织，不是共产党。”过了几天，蔡洪范又找来爱民哥，对他说：“爱民，我是相信你们的，你们可不能在大圈里再划小圈啊！” 爱民哥是共产党员蔡洪范是知道的，不过，他不知道爱民哥此时也担任着王化荣团共产党的支部书记。

蔡洪范与寿松涛两个人的关系逐渐地紧张起来。国共两党之间多年的隔阂横在他们中间，彼此看不惯，彼此有所戒备。在寿松涛这边，这个严肃正派的共产党人看不惯国民党中将军官蔡洪范颐指气使的派头，更看不惯他抽大烟以及纵容部下搜刮民财的腐败作风，对蔡洪范以及所有的国民党军官都保持着很高的警惕性。在蔡洪范这方面最关键的是，他不知道共产党最终会把自己怎么样，会把自己的部队怎么样，不知道在这里干下去个人会有怎样的发展前途。

有一次，爱民哥在向蔡洪范汇报一次战斗情况的时候，他随手把冯玉祥写给他的信递给了爱民哥看，信的内容大意是要蔡洪范在敌后发展三十万军队，动员百姓恢复生产，团结友军共同抗日，培训十万青年学生使之成为抗日军政干部等等。蔡洪范将这样一封信给爱民哥看似乎有多重意义，一是表示自己对爱民哥的信任——他也确实喜欢这个机灵又勇敢的年轻人；二是想通过爱民哥告诉共产党他们对政权和根据地的重视和他们的一些打算；三是向共产党示好，他把父亲看作是共产党内的一个通情理可以信任的领导人物，他知道爱民哥是父亲的侄子。

但其实当时父亲并没有恢复组织关系，所以尽管他与蔡洪范曾经换过帖子，私人关系比较融洽，但他很拘谨，还不能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放开手脚干工作，无法说更多的话做更多的事。总之，爱民哥向党组织汇报的这些情况，最后是不了了之了。终于有一天蔡洪范决定离开永城，而此时父亲再按照组织的指示去做工作已为时过晚。

促使蔡洪范下决心离开永城的直接因素是当时华北第一战区司令鹿钟麟派了一个参谋来动员他去华北，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他决定跟随宋克宾一起将部队带到华北投靠鹿钟麟。父亲按照寿松涛转达的彭雪枫的指示找了蔡洪范谈话，蔡则直言不讳自己的利弊权衡，并表示去意已定。

此后发生的事情按照永城县党史的记载是“蔡部发生内讧”，即“团长王化荣扣押了蔡洪范，后经游击支队派员调节，蔡获释后率残部离去”。在父亲和寿松涛留下的文字里记录的也是“王化荣不愿意去华北，于是发生军事哗变，缴了蔡洪范部的枪，软禁了蔡洪范。”或者是“蔡和王自相火拼”云云。在所有这些文字记录中，这次事变的发生仅是蔡与王之间的事情，并没有说明共产党人在其中的作用。

有意地回避一些事实真相在当时也许是统战的需要。

爱民哥是这个事件的当事人，他告诉我，这次事变的发生实际上“前台是王化荣和徐爱民，后台是徐风笑，而徐风笑是按照共产党组织的指示工作的”。

当时，父亲将情况向寿松涛等上级领导作了汇报，并提出转而作王化荣工作的意见，得到批准之后，父亲即按照组织的指示开始了对王化荣的工作，爱民哥是父亲的助手。

父亲对王化荣说：“部队里大部分官兵都是我们的豫皖同乡，你带他们到人生地不熟的华北，有几个愿意跟着去？而如果你不走，蔡洪范走后部队的最高领导可就是你了！”见王化荣仍在犹豫，父亲就狠狠地敲了他一句话：“绍甫[2]啊，你看看这些兵你能带走吗？！”

王化荣不得不考虑父亲的话。他问爱民哥：“你看我在这个部队里的威望究竟怎么样？”

爱民哥很聪明，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过来说：“兵无所谓，关键是干部。除了你之外，你想一想别人还有谁的威望高？”

王化荣说：“我看风笑可以。”

爱民哥就说：“是啊，你看部队的这些干部跟着徐处长出来的有多少，听徐处长话的有多少，真正能系着这个部队的是徐处长啊！你现在要离开徐风笑把这个部队带走，我看也只能带走几个人，部队你带不走！”

就这样，王化荣下了决心，坚决不走了，听徐风笑的。

经过寿松涛、王化荣还有父亲三个人的一番精心策划，决定趁着寿松涛与父亲在主持召开孙中山逝世14周年纪念大会时由一团发动兵变，为了避嫌，战斗一打响，寿松涛和父亲就带领机关人员转移，爱民哥带领一营负责解决蔡洪范身边的事情，王化荣带领二、三、四营和团特务连、机炮连对付二团和三团。

爱民哥事先利用自己的同学老乡好友关系早已作了安排，譬如一营营长王福真[3]、政治指导员徐凤三等。

1939年的3月12日清晨，战斗在爱民哥的指挥下打响了，很快即没有任何伤亡地顺利缴了驻扎在司令部院内的特务连和担任蔡洪范警卫的手枪排的枪，将蔡洪范软禁在司令部大院他的卧室里。而二团和三团知道自己都不是王化荣团的对手，所以两个团的团长只听到风声即都派人来到王化荣处表示保持中立，听候处理。

战斗结束后，王化荣在爱民哥的引导下来到了蔡洪范的屋里，一进门王化荣就向蔡洪范跪了下来。

蔡洪范大声呵斥：“站起来！没有出息的东西，说说你为什么干这没有良心的事！”

高大魁梧的王化荣低着头低声嗫嚅着说：“你带来的那些人太腐朽了，随意搜刮民财，老百姓都反对他们……我带来的部队除了两个营是广西、湖南、四川人，其余都是宿蒙一带的人，他们不愿意离开家乡去华北，再说越过黄河天险也不容易……”

蔡洪范气得浑身发抖，大声骂：“怎么，你仗着你带的人多就对我下这样的毒手？！你16岁就跟着我当兵啊，我把你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培养提拔到团长，我把你送到中央军校学习，我哪一点对不起你啊？你怎么能干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

王化荣连忙解释：“我是怕老百姓反对才在这个紧要关头应付一下，只要你还在这里活动，以后我们一团还是服从你的调动指挥。我16岁就跟着你，我不会忘恩负义。”

见他这样说，蔡洪范就放低了嗓门说了要去投靠鹿钟麟的原因，说这里不是久居之地，国民党的干部已经受到了排挤，宋克宾专员兼保安司令的位子已经被共产党人接替了，而如果投靠鹿将军，人事熟悉，部队的供应也比这里好得多。而且背靠华北向中原发展，既无后顾之忧，又能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这有什么不好？最后，蔡洪范又提高了声音：“至于黄河天险，我难道就想不到？你放心，我早已经安排好了，那边有石友三将军派部队掩护我们。”

经过蔡洪范这样软硬兼施的一席话，说得王化荣最后掉了泪。一出门，王化荣就心情沉重地对爱民哥说：“蔡先生说的是实话，我16岁就跟着他，我是真对不起蔡先生啊！”见王化荣软了，爱民哥赶忙说：“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就不能再想回过去，这事没有办法再弄圆了！”

回来后，父亲又对王化荣说：“你不要犹豫，你在关键时刻下的决心没有错。不然的话，官兵们有愿意走的有不愿意走的，你们这个英勇善战的一团还不搞得四分五裂！”

王化荣忙说：“是啊，我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才下决心这样干的嘛！”

父亲就按照党组织商定的意见对王化荣说，等蔡洪范走了之后即由王化荣接替当三总队的司令和永城县的县长。

听到又是当司令又是当县长，王化荣的情绪逐渐高了起来，说：“干！就是这样啦！”

兵变后，寿松涛向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彭雪枫做了汇报，同时，宋克宾也去找彭雪枫，意图是希望他帮助压服王化荣，最后彭雪枫就派来政治部主任肖望东出面调解。

先是开了一个五人紧急会，除了肖望东还有寿松涛、王化荣、父亲和爱民哥。肖望东首先肯定了王化荣此举是从抗日大局出发，是挽回蔡司令在群众中的不良影响，是顺从了全团官兵的心愿；又重申了新四军游击支队将继续保持与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与宋克宾、蔡洪范、魏凤楼的部队一向友好合作互相支持的关系；最后提出了解决此次兵变的具体建议：请蔡洪范司令带着他的部队到他们愿意去的地方发展。

然后，按照肖望东主任的意见由寿松涛和父亲去与蔡洪范谈判。寿松涛向蔡洪范谈了三点意见：一是与王化荣先生研究商定，从抗日救国的大局出发，将二团、三团、特务连和手枪排仍然交还给蔡洪范领导和指挥；二是武装交还后不能动武；三是希望将二团、三团、特务连和手枪排中不愿意跟着去华北的人留下。

对这三条，蔡洪范全部答应。他说：“我全部的部队加起来也没有王化荣的一团人多，只要他不动武，我是不会的。”并表示，一定负责让不愿意走的人全部留下。

蔡洪范说话还是算数的，谈判结束后他召集起干部来宣布了谈判的决定，并要求立即落实。落实的结果竟然是除了原先那几个跟着他在虞城的青年，其余大部分都愿意留下来！

这样的结果可能是蔡洪范完全没有料到的。

3月15日的上午，蔡洪范坐着一辆马轿车，十几个随从骑着马跟着他离开永城，除了组织了部队送行，还有几百围观的群众。父亲和寿松涛还有爱民哥都去送行了，王化荣没有去，怕恢复了武装的蔡洪范会把自己打死。

看得出蔡洪范的心情异常沉重，他对所有的人包括寿松涛甚至对爱民哥都是视而不见的样子，只下车与父亲握了握手，说一句“后会有期”就上车走了。

在此之前，蔡洪范曾对爱民哥说，他知道依自己对王化荣的了解，那个人是想不出这样的点子的，而且王化荣对整个部队也没有这样大的影响，他知道在整个事件里起到灵魂作用的人物是徐风笑，他要爱民哥转达，要求父亲去见他。但父亲不可能单独去，他是与寿松涛一起去的，于是会面时自然彼此只说了些冠冕堂皇的官话。

蔡洪范临走前想与父亲谈什么谁也不知道。

后来的事，据说是蔡洪范与宋克宾在赴华北途中，因黄河阻隔，遭到日军袭扰损失惨重，加之士兵思乡心切，他竟然将队伍带回到豫东当了伪军。后来又率部“反正”，投靠了桂系安徽省主席廖磊，回到了抗日战场。再后来的事情就不得而知了。

蔡洪范走后，大家回到一团的驻地研究下一步怎么办。父亲主持，寿松涛发言说，为了稳定永城地区的局势，由王化荣接任三总队司令和永城县县长，边执行边报批。

王化荣很兴奋。他说：“就照寿松涛先生说的办吧！……嗯，我当司令兼任县长，就不兼任一团团长了。”接着他就宣布任命寿松涛为参谋长，徐风笑为政训处长，王福真接替他为一团团长，徐爱民仍为一团教导员等等。最后他说：“我是行武出身，地方上的事情我也不大懂，徐风笑先生多帮我管一下县政府那边的工作吧。”

6 王化荣与龙岗集战斗

当了司令和县长的王化荣情绪高昂，拉开了架势要在政权建设和军队发展中作出一番成绩。

他很清楚抗日根据地——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们的地盘”——的重要性，但他基本不识字，自知管不了地方上的那么多事，于是就给父亲这个政训处处长又任命了一个“永城县政府第一科科长”的职务，县里的日常事务就完全交给了父亲，父亲此时抓的主要工作是健全全区乡组织和恢复春耕生产，而王化荣则全力抓扩军。

5月初，王化荣部得到情报，日军板恒师团一个联队，经陇海路沿线集中一千多人，还有部分伪军，向永亳地区进犯，在距龙岗20里的会亭宿营，其目标明显是要攻击县政府所在地的龙岗集。

此时彭雪枫的部队已经转移。

寿松涛作为王化荣的参谋长提出了建议，他认为主力部队也应当暂时转移，然后“在运动中寻机歼敌”，但王化荣认为，敌人来犯我们就撤退，这给民众留下的影响太坏。他说：“依照去年胡楼对日作战的经验，我们只要能坚持一天，到了晚上如果敌人还不撤，我们就趁着天黑转移，这样我们就能立于主动。”

王化荣说的胡楼战斗，是指1938年12月王化荣带着一个营在胡楼遭遇日军的进犯，王化荣当时还是一团的团长，五、六百日本鬼子和伪军围着王化荣的一个营，从上午十点一直打到黑，最后把敌人打退了。

在这次战斗中王化荣充分表现了他的指挥才能，直到今天，快90岁的爱民哥提起这场战斗仍是绘声绘色，赞不绝口：“王化荣这个人打仗真是有本事！不慌不忙的，那指挥确实是行！……日本人的坦克开过来，我们摆在那里的一个大太平车快让坦克顶到一边了，王化荣就说，谁有种谁要能把这个坦克打趴下，我马上给你升官！那个给他赶马车的一个家伙站出来说，我去！他就真上去了。他把绑在一起的几个手榴弹一甩，‘轰’一声，那个坦克也很小，一下子就瘫在了那里。这时他就叫一连以攻为守，攻了一下日本人就退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下令，快走！撤！是个机会！……哈哈，这家伙有经验，我们就撤走了。……我佩服他！”

胡楼战斗是王化荣的骄傲，他觉得胡楼那次那么多的敌人我都能打一天，这次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此次非彼次，王化荣的经验主义导致了龙岗战斗的惨败。

这场战斗是一团团长王福真和一团团教导员徐爱民具体指挥的。当时王化荣认为他们两人都跟着他参加过胡楼战斗，也有了“经验”，命他们带领着一营、二营和三营坚守龙岗。王化荣作为永城县长，本人就带领着四营和县政府机关向苏场转移，同时也组织居民撤离。

爱民哥对我们说：“那个时候我和王团长哪里有对日军作战经验呀，当时我俩都年轻，几位营长都比我们年纪大呢！王团长比我大一岁，也只有23岁，台儿庄战斗时他才是个担架排长，跟着王化荣这一年来的时间从连长、营长当到团长，他哪里来的经验？而我那个时候热情是有，我也不怕，但对指挥作战可以说根本就不懂！”他不无遗憾地说：“如果这次战斗王化荣在的话，也真有可能坚持到黑天呢，那家伙有办法！”

拂晓，日军的炮兵从西面、北面对着龙岗进行猛烈的炮火轰击。

年长一些的二营营长还是有一些经验的，他对爱民哥和王团长说：“从敌人的火力配备和部队的运动部署来看，我们不能轻视啊！是不是应早做好突围的准备？”王团长记得王化荣交待的任务，他犹豫了一下说：“这才刚刚开始，我们怎么能撤呢？我们还是坚持到天黑再转移！”

10点左右，北面三营阵地首先被突破了，敌人的步兵呼啦啦冲了上来，与三营官兵进行起巷战，这一来，二营则背腹受敌，不一会儿二营的阵地也被攻破，巷战又进入了肉搏战。

到了12点左右，王团长意识到阵地已经无法守住，他对爱民哥说：“部队伤亡太大了，我带一营，你带二营和三营，通知部队向东南方向突围。”说完王团长就带着一营向东突围，结果刚突到圩壕外边，即遭到了敌人在东北边小桥沟桥下早已埋伏的轻重机枪的猛烈扫射和炮火的阻拦，王团长和一营的全体指战员一个不剩地牺牲于敌人的交叉火力网地带！

爱民哥眼看着战友们成片的倒下，就对二营长说：“那是敌人的火力网，不能往那边跑了！”

二营长看看敌人的火力，说：“向南跑可以避开交叉火力！”

爱民哥听了二营长的意见，指挥着部队突出圩壕就向南方跑，果真避开了敌人的交叉火力，但那时他们已经毫无还手之力，在敌人的火力追击和炮火的阻拦下伤亡惨重，到了安全地带，集合起来查点，只有58人。

三个营2000多的兵力，最后只剩下了58人！其中干部只有爱民哥和一位副连长。

看着自己被子弹打穿了一个洞的帽子，想到勇敢憨厚马上就要发展为共产党员的王福真团长牺牲了，给部队指出正确撤退路线的二营长牺牲了，本家侄子一营的指导员徐凤三也牺牲了，又想到徐楼村来小伙子没剩下谁了……爱民哥欲哭无泪！

第二天，爱民哥带领着他的57位战友到达苏场向王化荣、寿松涛和父亲汇报。看到主力部队损失殆尽，王化荣大惊失色。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不待别人说什么，自己就马上说：“我没有采纳寿先生的意见，这次失利我负责……”

这次打击对于一贯以正规军自诩，瞧不起别人“游击队”作风的王化荣来说格外沉重，他知道“三总队司令”已经名不符实，至于那个县长原本就是挂个名的事。

在此后的几天里，王化荣安排父亲当代理县长，又安排寿松涛去负责各区的武装整顿，他本人则说要带着部队余下的人到沙河南项城去休整，要找当时国民党的河南省主席帮助解决经费和枪支弹药，并说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回来重整旗鼓。

父亲向他提出：“部队是不是不能全部带走啊，县政府驻地也要留一部分吧。”于是王化荣就把他认为日后可能不那么听话的干部，特别是学生出身的象我爱民哥这样的干部都留了下来，他带着700多人离开了永城。

实际上王化荣这一去就不再复返了。

我看到父亲留下的资料中有许多关于王化荣的文字，看到关于家乡和永城的抗日记录中也是时时出现这个名字，还看到在《彭雪枫军事文集》中论述游击战术原则时记载了王化荣和龙岗战斗的教训：“该地方团队的首长，凭一时之勇，企图死守龙岗，结果……我地方团队这种牺牲精神，斗争意志，的确惊天动地，可泣可歌，然而不善于甚至不运用游击战术所遭受到的损失，这血的教训，当使抗日军队铭刻不忘。”

但所有这些文字都没有提到他离开永城以后的情况，我们就问爱民哥，爱民哥知道得也很少，他说只记得听我父亲说，王化荣解放后在开封市开个小店铺，被群众揭发出来是国民党的军官，而且有很多的民愤，后依法被枪决。

爱民哥特别给我们讲了父亲的本家孙子徐凤三的情况。爱民哥说：“凤三如果不牺牲的话比我们都发展快，大叔说他有出息。凤三比我小三、四岁，当时也就是十八、九岁啊！这小子很聪明，一笔好字，他父亲是个做小生意的，家里有钱，所以平时他花钱很大方，虽然年龄小，但很懂事，性格温和，所以跟谁也处得来。我们俩自小就处得很好，参加救亡社是我发展的他，以后我们就在一起搞救亡社。他作战也很勇敢，龙岗战斗中，我还说了他一句，让他注意点，他说没事……凤三牺牲以后，龙岗的老百姓知道他是徐处长的孙子，是把他单独埋的，后来他家里把他迁回了徐楼……”

爱民哥还告诉我，解放后在徐楼村，凡是那次在龙岗战斗中牺牲了的都成了烈士，家人也享受着烈属的待遇。而被王化荣带走的大都是些没有文化的年轻人，18、9岁，甚至16、7岁，凡是这些人，后来均下落不明，他们的家人也就成了国民党的家属，在村里一直抬不起头来。

爱民哥说：“解放后我回家乡一趟，大嫂、二嫂那么多人都对着我哭啊，要孩子啊，所以大叔就一直不愿意回家，他受不了那个刺激呀！全村先后跟着大叔出来抗日的有六七十人，现在成了烈士的也就是十几个人，其余的是死了还是活着都不知道，反正都是国民党的人啦！大叔说，我没有照顾好他们，我回去怎么跟他们家里人交代？我没法回去啊……”

7 永城县历史新的一页

王化荣走后，永城县的历史掀开了共产党领导抗日斗争的新一页。

接到寿松涛的报告之后，彭雪枫即派了副司令吴芝圃带着一个主力团回到永城，帮助加快发展游击武装和建立县区乡的民主政权。

父亲先是按照永城县委书记寿松涛的指示继续以代县长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到了6月，共产党领导下的河南省永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了，这是华中敌后最早的抗日民主政府，父亲这个代县长在新四军游击支队的支持下正式担任了县长。

接着，又成立了县参议会，以吸收各界人士参加政权管理，父亲兼任了参议长。

不久，永城县整编了5个地方独立大队，成立了一个独立团，成立了永城县自卫军司令部，父亲又兼任了司令。

那时新四军六支队挺进豫皖苏边区不久，各方面都很困难，新的县政府成立后，即发出布告，号召各党派、人民团体，在豫皖苏边区党委和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的领导下，团结各界群众进行抗日，同时还要在兵员、粮草、军饷等方面给新四军以支持。

翻看这个阶段的史料记载，永城县政府的工作成绩卓著：

“永城县政府设置了秘书、民政、财政、总务、保卫、教育、军事等科和一个机关警卫连……

1939年底，全县自卫队发展至一万余人，其中约5000人陆续上升为新四军游击支队主力……

各种抗日群众团体纷纷建立起来，有抗日救国会、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抗日儿童团、老人指导团等……

为了阻碍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的进攻和便于我军民在平原地带开展游击战争，自1939年秋开始至次年春，县政府组织群众把全县农村的主要干路挖成一米多深的沟，这些形成网络的交通沟，在防御敌人、隐蔽作战、阻碍敌人的汽车和坦克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被人们称为‘抗日沟’……

县政府印发了‘永城县地方流通券’，在永成县境内统一了货币……

县政府设金库，严格执行‘一切收入归金库’的规定。战斗缴获的金银款项、出入口税、交易税、屠宰税、契税以及走私漏税查获后没收或罚款等各种收入一律上交金库，不得私自动用分文……

废除旧制，实行以户为单位按人计亩累进征收农业税的合理负担政策，政府贯彻减租减息清债法令，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

所制税款收入，全部交县财政科，主要用于保证抗日政府和武装部队的供给，发展教育和生产……

县政府组织永城人民踊跃献款献物，支援人民军队抗日救国，全县共计献粮100余万斤，钱1500元。土布2500尺，棉絮近2000斤……

1939年底，永城县群众在“好儿郎参军打东洋，救国报家乡”和“参军光荣”口号的鼓舞下，出现了父母送子，妻子送夫，兄弟相争参加新四军的热潮……

全县先后共办小学150多所，在校学生约达6000余人，还办了1所县医院；县委和县政府还创办了‘永光报’，组织了‘永光剧团’……

1939年底，在新四军游击支队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内，永城县政府已经控制了永城县的大部分地区……

徐风笑代表全县人民，备猪羊犒劳游击支队全体指战员……

徐风笑在给彭雪枫的一封信中汇报说：我永城县在此一年以来，县政权得到初步建立，敌奸敛迹，土匪肃清，人民群众获平安生活……

刘少奇视察了永城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后，表扬了永城县的工作……”

……

这些工作当然不是个人所为，但毫无疑问作为县长和自卫队司令的父亲也参与其中。

我看到有史料还记录了关于永城县妇女工作的一些情况：

……为了庆祝自己的节日，1940年3月8日，永城县妇女群众在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部驻地新兴集举行纪念大会。会场高悬“妇女解放”4个大字的横标，两边对联为：“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

支队副司令员、边区党委书记吴芝圃，在会上发表讲话。他号召妇女们打碎旧规矩、创造新规矩，做巾帼英雄……

永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徐风笑，宣布放足及取缔早婚的法令，规定30岁以下妇女一律放足，会场一片欢腾……

接着麻家乡妇救会主任李大娘等在会上发言……

纪念大会后，永城县的妇运工作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1941年3个月的反顽斗争中，永城县有一些妇女把新四军指战员认作儿子或丈夫掩护过去……

在这段时间里，办事严谨作风沉稳的父亲已经在当地各界中建立了很较高的威望，他大刀阔斧豪情满怀地全力工作着。

此时，我们全家除了妹妹之外都来到了永城。

爷爷先是被安排在县医院工作，后来因他看不惯西医那一套就自己在家里给新四军官兵和老百姓看病；奶奶则操持家务、为战士们缝缝补补；母亲的身体也逐渐恢复了，虽然没有给她安排具体的职务，但她很忙，要到部队去给干部和战士教唱抗日歌曲，要在根据地的村里办妇女识字班和儿童团长训练班。

儿童团员都是9—15岁的孩子，平时，他们在村内学文化、学歌曲，轮换着在村头、路口站岗放哨查路条，开会时喊口号、拉歌曲，使会场气氛生动活跃。

我和姐姐最愿意跟着母亲到儿童团去跟着学唱歌，母亲有时一天要跑几个村庄组织儿童团，我和姐姐就跟着她到处跑。

可我太小，没记住学了什么歌，姐姐记住了不少，有《共产党领导真正确》、《大刀进行曲》、《送郎参军》、《小五更》、《红缨枪》、《救亡小调》、《骂大汉奸汪精卫》、《新小放牛》、《参加妇救会》、《生产大合唱》等。

《红缨枪》的歌词姐姐至今还记得很清楚：“红缨枪，红缨枪，红缨红似火，抢头放银光，拿起红缨枪，去打小东洋。小东洋，小东洋，他是横行霸道的恶魔王。他的野心比天大，想把中国来灭亡，来灭亡。同胞们，不愿意，不愿意，拿起红缨枪，去打小东洋。山沟里，山顶上，游击战争干一场！打东洋，保家乡，不让那鬼子逞凶狂！”

姐姐也就是这个时期参军的。原来三总队的干训班已经被新四军六支队改编为随营学校，不久，我的聪明活泼不满10岁的姐姐就被随营学校选中在抗日歌剧《打鬼子》和《游击队的母亲》中扮演小孩，演过这些节目之后，随营学校的领导看姐姐泼辣又大方，自理能力也挺强，干脆就跟母亲商量就把她留在学校里吧，从此姐姐就成了新四军中一名年龄最小的战士。

这个时期，跟着我父亲来到永城的还有我的五姨父、小姑父、三叔清理、新民姐的妹妹即我的二表姐杨新明、我大姑的女儿黄梅表姐等。三叔清理和新明姐、黄梅姐被安排到了县医院干了卫生员，五姨父和小姑父也都给安排了工作。不过，五姨夫和小姑夫两个人当时在农村都是小康之家，后来都因为受不了解放区的苦，加上想家，中途离开了永城又回到家乡。

至于早来的我爱民哥爱华哥和新民大姐这些人当时都已经成了新四军和地方政权中的骨干，爱民哥在王化荣离开后担任了新四军永城独立一团一营教导员，爱华哥担任了永城某个区的区长，而新民大姐这个在“三总队”干训班里第一批发展的共产党员，此时担任了永城县政府机关党支部书记。

这个时期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必须提及，这个人叫刘家真。

刘家真虽然文化并不高，只有四年的私塾底子，但他人聪明，参加革命前在宿县城布店学徒做过伙计，勤学苦练学得一手量布的好手艺，算盘打得哗啦啦，又快又准。

1937年，刘家真曾经参加过一个地方抗日武装，由于他能写会算，就担任了这支部队的“军需”。1938年初，这支部队被鬼子打垮了，刘家真在衣服内缠满了钞票和银元，继续寻找抗日队伍。当他在永城找到了共产党领导的那支抗日自卫队后，随即将身上所有的钱，全部献了出来，大大缓解了当时部队的困难。

不久，刘家真担任了时任抗日自卫队司令和永城县县长的父亲的副官，很得父亲的喜爱和信任。

后来，刘家真又担任了庶务科科长，还兼任管着银行，而所谓“银行”，实际上全部家当只由一匹大骡子驮着,随时就能开拔流动。当时县政府印发“永城县地方流通券”，在永成县境内统一货币，以及设金库，严格执行“一切收入归金库，不得私自动用分文”这些规定，都是在他的具体主持下完成的。当时，父亲赋予家真哥一项权力：县政府印发的“永城县地方流通券”进入市场时必须盖有家真哥的私章，否则就是假币。

“永城县流通券”的印制发行这项工作的意义不能小瞧，它堵塞了日伪和国民党钱币的流入，对于打击日伪顽破坏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活跃集市贸易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永城县政府工作的日子里，刘家真与我新民大姐谈起了恋爱，1939年他们结了婚，刘家真就成了我的表姐夫。

这个阶段对于父亲他们来说真是一段热火朝天的日子。

8 父亲的困惑不过，此时也发生了一些父亲看不惯想不通的事情。

首先一件事是如何处理土匪头子王老四。王老四的大哥前面提到过，就是那位曾经帮助过王化荣拉来的部队过巴股河的土匪王胡子。当横行乡里的土匪被新四军打得没有立足之地的时候，王胡子就让他的弟弟来投奔当了永城县长和抗日人民自卫军司令的徐风笑，于是，王老四带着两个连来到了父亲这里要求合作，共同抗日。

这件事父亲立即向寿松涛作了汇报。

担任永城县县委书记的寿松涛连夜派人到新四军驻地书案店向彭雪枫请示，彭雪枫的意见是：“这样的惯匪，不可久留，你不早下手，他就会把你干掉，对这种人，不能养虎贻患。”于是，根据彭雪枫的指示精神，寿松涛作了周密的安排。

寿松涛的公开身份是抗日人民自卫军参谋长，他与父亲用送礼和天天请喝酒吃饭的办法麻痹了这位自认为过来担任副司令的土匪头，父亲的副官刘家真还给他的小老婆买了绸缎和高级化妆品。

然后，有一天王老四在父亲住处的酒桌上就被灌醉了，一边迷迷糊糊地听着吹捧话，一边毫不戒备地炫耀自己的那支崭新的快慢驳壳枪，这个据说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头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缴了械。

对王老四带来的那两个连，当时则安排同县政府的4个连一起，每天都在一个地方出操。出操时，单日持枪，双日徒手。出徒手操时，就把枪架起来，这已成为多少天来出操的惯例，使这两个连“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在王老四被擒的同时，他的兵们正在与县政府的官兵们一起徒手出操。得到指令后，预先埋伏的我方部队冲上架机枪的地点，迅速控制了局面，王老四的两个连的枪枝被收了起来，成了徒手俘虏。

当天，王老四和他的一些骨干们就被执行了枪决，两三天内，放了一些人，大部分都枪毙了。

据姐姐回忆，正值夏秋之际，出了村口，臭气熏天，有的尸体被老百姓埋了，有的就被野狗吃了。那天是个星期天，姐姐和母亲事先都不知道，他们各自从随营学校和书案店的一个小村里回到父亲这里过周末，正赶上了这个事情，姐姐被警卫员带到院里玩，而母亲就在屋里的事发现场。

在整个对王老四的处理过程中，父亲虽然完全都是按照组织的部署做的，但他的思想倾向让他的领导认为太优柔寡断。当一位领导要警卫员将王老四那个二十几岁的老婆拉出去枪毙的时候，父亲终于忍不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管怎么说他们是打着抗日的旗号来的，不能都杀了啊，这个妇女还这么年轻，放了吧。但那位领导斩钉截铁地说：“斩草必须除根！”由此父亲在一些同志那里落了个“太右了”的印象。

第二件让父亲想不通的事是，父亲通过关系将退休在家的原吴佩孚的警卫师长王明琦动员出来参加县政府的工作，此人一出来，永城的许多中上层民主人士就跟着出来了，顺利成立了参议会，可是后来这位领导派人将王明琦夫妇俩都杀了。

还有，原国民党永城县党部的书记夫妇俩和一个女儿三口也被这位领导派人活埋了。

这位领导人还要爱民哥去杀掉自己的一个亲戚，说这个人过去家里挂过日本旗，说过日本人的好话。爱民哥自己下不了手，又不能违抗命令，动一番脑筋后就转达这位领导人的指示让别人去干了。这其实这是这位领导人考验共产党员是否忠诚的一个办法，在别人身上也用过。

……

这样一些事情都是父亲内心不赞同的。

爱民哥说，当时人们的组织观念都很强，即使是他们这样互相信任的叔侄之间也是不该说的不说，所以他不知道父亲和领导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分岐，他只能从情绪和气氛上感觉到父亲的不满和恼火，感觉到他与领导之间的矛盾。

后来，在父亲调动了工作之后，党籍问题解决之后，在一次县以上党的干部会议上总结永城县这段工作的经验教训的时候，父亲将自己对领导同志的这些意见都提了出来，一件一件，一五一十。据当时参加会议的同志告诉爱民哥，父亲的发言整整两个半天，当时这位领导人对父亲所提出的问题作了检讨，说我有错误，我的问题主要是有一种报复的心理，感觉国民党杀我们的人太狠了，对他们不能手软……

作为后人，我曾猜想，父亲与那位领导之间发生的分歧固然有认识差异的原因，是否与他们当时不同的处境和人事关系也有关呢？父亲在永城地方上有许多的熟人，这些熟人给过父亲帮助，对这些人父亲狠不下心来，而那位领导在当时则完全是个“外来的和尚”。

还有，他们的分岐是否也与他们曾经有过的不同经历有关呢？大革命失败后，那位领导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其母亲和兄弟均遭捆绑、吊打、逼供、审讯，妻子被捕入狱受尽折磨，而那时在我的家乡里父亲却还可以继续拉着一些国民党人一起反贪官污吏斗土豪劣绅，待白色恐怖波及到宿县时，父亲已经离开家乡去了上海和苏联。

我做了这样的假设：假若父亲也是个“外来的和尚”，假若接下来要写到的母亲、爱华哥、邵葵舅舅还有父亲的战友刘之武等人的遭遇发生在前的话，父亲是否还会坚持他当时的认识和态度呢？根据我对父亲的了解，我认为他仍然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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