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吴、刘叛变

发布时间：2015-1-12 12:45:07       来源：本站      点击次数：14356

一、叛变前的形势

早在1940年5月19日，彭雪枫在《关于豫皖苏边顽军不断挑衅请速令八路军三四四旅向永夏商边开动报朱德、彭德怀并刘少奇电》就提到：“豫东皖北顽固武装祁炎勋、鲁崇勤（夏、永县长）、蒋心亮（商丘自卫团长）、梅振华（亳县第三区长）、卫立把（皖北专署第三支队）、潘觉民（皖北第一支队），在骑兵第三军支持与指挥下，旬日以来，有计划的、露骨的、有步骤的向我军挑衅与进攻。该祁部在骑兵掩护下，潜入永夏，与蒋部配合，施行屠 杀、活埋我军政民的恐怖政策。潘支队杀我副营长谢继书。蒋心亮横杀亳县地方同志及我领导下之区长刘文炎。梅、卫两部联合进攻我驻亳之部队。昨午，蒋心亮部进攻我驻永城四李楼之二、二营，被我击溃，缴枪3支，俘1名。旋又增援敌500人，再度进犯；正对峙中。查顽方这些行为，都是从上而下的所谓肃清中共势力之军事计划的实施，并有骑兵军为其有力的支援。骑兵军一贯的采用上层对我派人联络，说好听的话，而同时又指使与纵容下层，向我做得寸进尺的侵犯。在这种情况下，估计大的武装冲突将不可避免。请总部速令三四四旅迅速向永夏商边开动，并早日与此间电台联络，以便能随时应援我们。”

1940年6月20日，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奉中共中央和十八集团军总部命令，率第三四四旅（辖六八七、六八八、六八九团）、新二旅（辖第五团、第六团）共5个团和教导营计12000余人及500名干部南下到达永南地区，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师，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治委员黄克诚，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萧望东。辖4个旅，即第二旅（原新二旅）、第四旅（原三四四旅）、第五旅（原六支队一、二团）、第六旅（原六支队三团，第一、三总队各缩编为1个团），另设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领导和指挥地方武装。7月27日，黄克诚奉中原局指示，率三四四旅六八七团、新二旅以及原二纵队领导机关，越过津浦路进抵皖东北，与当地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执行“向东发展”的任务。

八路军第四纵队重新整编后，辖第四旅、第五旅、第六旅，执行“向西防御”的任务。第四旅旅长刘震，政治委员康志强，辖第十一团（团长盛士坤、政治委员朱世金）、第十团（团长王德荣、政治委员王德贵），全旅4000余人，每连有机枪五六挺；第五旅旅长滕海清、政治委员孔石泉、副旅长张太生，辖第十三团（张太生兼任团长和政治委员）、第十四团（团长姚运良、政治委员黎同新），全旅3 000余人，机枪40余挺；第六旅旅长谭友林、政治委员赖毅、副旅长吴信容，辖第十六团（团长张永远、政治委员李廷杰）、第十七团（团长刘子仁、政治委员蔡永）、第十八团（团长吴信容、政治委员方中铎），全旅4 000余人，有机枪48挺。保安司令部司令耿蕴斋，政治委员吴芝圃兼，下辖永城独立团（团长寿松涛）、萧县独立团、宿西独立团、睢杞太独立团，四纵队另有特务团（团长程致远），连同直属队、抗大四分校等共17000余人。

8月，国民党调集桂系李品仙部、西北军马彪骑八师共四个师的兵力，对淮上我军形成三面包围之势。为此，八路军第四纵队除留第六旅和保安司令部坚持后方外，彭雪枫于9月亲率主力进军淮上。

1940年秋开始，日寇加紧引诱中国投降。与此相呼应，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于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失败，继续推行其反动政策，坚持消极抗战，再次掀起反共反人民的高潮。同年冬，皖南事变前夕，国民党头子蒋介石密令其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王仲廉等，率20余万大军，疯狂向我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先后占领涡阳、蒙城及涡河沿岸。并令其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率部向我亳州、白庙、夏邑、永城进犯。同时，永城、砀山、宿县和蚌埠等地的日伪军从北面和东面对我根据地加紧了骚扰、“扫荡”。一时间，乌云压顶，局势十分紧张。正是在此背景之下，耿蕴斋、吴信容、刘子仁在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永城、萧县边境发动了武装叛变，史称耿、吴、刘叛变或永萧兵变，它使豫皖苏边区革命力量遭受了严重损失，对敌斗争经受了严峻考验。

二、预谋叛变和我们的对策

耿蕴斋，1897年出生，原名耿玉璞，安徽萧县黄口区孙庙乡孙庙村人。由于其留一蓬四五寸的黑胡须，因此人称绰号“耿胡子”。他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自幼读书。1928年加中国共产党，后脱党。1932年，任八区（黄口)区长、三区（袁圩）区长。西安事变后因发表反蒋言论被革职。七七事变后，耿蕴斋参加动员民众抗日工作，不久恢复中国共产党党籍。年底，复任三区（袁圩）区长。萧县沦陷后，他举起抗日旗帜，组织近百人的游击队。次年6月下旬，他和孙叔平一起将队伍带至微山湖西部地区整顿，改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十五大队”，自任大队长，后与十六大队、十七大队相配合，在全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扩展壮大武装力量。不久，耿蕴斋私自拉起部队跑回陇海路以南他的家乡活动，组织上虽然对他进行了教育，但他仍然不回路北。1939年初，原部队改编上升为主力部队，他任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总队长，在陇海铁路以南配合新四军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9月，调往湖西，时值“湖西萧托”事件发生。他自带一警卫连返萧，改任新四军六支队第三总队总队长。1940年3月调任萧县抗敌总队总队长。1940年8月，八路军第四纵队决定，将第三总队和萧县抗敌总队各一部，改编为特务团进军淮上，原总队长耿蕴斋调豫皖苏边区任保安司令，领导各县的地方武装，并留一个营和一个骑兵队随其活动。耿蕴斋对党的这个正确决定极为不满，认为是明升暗降，夺了他的兵权，削了他的实力，因此怀恨在心。于是，他于11月下旬擅自带警卫连离开司令部驻地涡北大王庄，回到家乡萧县随吴信容部活动。

吴信容，1910年出生，字燕如，安徽萧县龙城区业庄乡吴八庄人，地主出身，自幼读书。1929年曾任本县六区联防团团长。1938年萧县沦陷后，他打着抗日的招牌，在地方招兵买马拉武装，并当上了游击队支队长。后把六区联庄会壮丁集中成立自卫队，自任队长。曾随许西连等人攻打县城维持会。同年10月，中共萧县中心县委以六区联庄会武装为基础，组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二十大队，他任大队长。1939元月25日，吴信容派十余人化装潜入张大屯，活捉汉奸纵衍棻（香亭），解至王汉楼附近处决，拔除了萧、永边境的伪据点。8月，萧县抗日游击支队成立，他任支队长。12月7日，他率部设防大吴集，阻击向抗日民主根据地进犯的日军，击毙日军多名。1940年夏，吴部被编入八路军第四纵队六旅十八团，吴被提升为六旅副旅长兼十八团团长。吴信容这个人素有野心，总想往上爬。旅长谭友林同志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时，他满以为自己可以接任旅长。结果，上级决定由红军干部饶子健同志任代旅长。为此，吴信容满腹牢骚。当时部队四处打游击，十八团三个营，分别由吴和团政委、参谋长各带一个营活动，他为此又常常发泄不满，说他不是副旅长，也不是团长，而是营长。吴还和政委方中铎同志闹不和，因此，他经常带团直属队和第一营在其家乡萧县单独活动。当耿蕴斋以政治部主任刘作孚同志压迫他为借口，再次私自带领部队（警卫连）回萧县活动后，就自然和臭味相投的吴信容紧紧勾搭在一起了。

豫皖苏边区党政军委员会在淮上获悉耿、吴擅自接近后，恐其图谋不轨，遂派边区党委组织部长周季方前往调查。党政军委员会主席彭雪枫听了周的调查报告后，立即将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中央复电作了指示。接着，党政军委员会作出处理耿、吴的方案，规劝耿蕴斋回司令部，如耿不听劝告，必要时以刘子仁的十七团武力拿办。1940年12月初，党政军委员会派边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黄思沛，将此方案向路南地委和刘子仁分别作了传达，并安排路南地委书记李忠道去做耿、吴的工作，让刘子仁密切注意耿、吴的动向。在此之前，旅部曾调刘子仁团由永城太丘一带南下，而刘闻讯耿、吴在萧县单独活动后，竟趁团政委蔡永去旅部汇报工作之机，以攻打薛湖敌伪据点为名，将团直属机关和二、三营拉至他的家乡永城东北芒砀山附近的姜楼、王楼一带，靠近了耿、吴部，并与耿、吴在萧县、永城边境频繁往来。刘子仁接受党政军委员会密令后，当面表示坚决执行，暗中却密告耿、吴，并于12月9日与耿、吴在磨山自己家里密谋了一天一夜。

路南地委书记李忠道奉命去做耿、吴的工作无效，党政军委员会决定派边区党委书记吴芝圃前往萧县处理耿、吴问题。吴芝圃、张辑五、吴守训、林乃清、王孝纯、侯德忠、顾书田一行于12月10日傍晚抵达刘子仁十七团驻地附近东曹庄。当晚，吴芝圃即主持召开解决耿、吴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边区党委组织部民周季方，民运部长谢邦治，联防委员会粮食局长张辑五，路南地委书记李忠道，组织部长何启光(张德群)，萧县县长纵汉民，萧县独立团政治处主任王静敏，六旅十六团营长吴守训，以及十七团团长刘子仁和政委蔡永等。经研究决定：以刘子仁的名义请耿、吴于11日上午12时前来刘部驻地陈楼吃饭，从中对耿、吴进行说服教育，如果耿、吴再不听劝告，就把他们扣留，押送司令部处理。如果他们不来赴宴，就以十七团为主力，加上萧县独立团，武力解决他们。同时，吴芝圃又安排李忠道、纵汉民等人，于11日上午继续做耿、吴的工作。

会后，吴芝圃将起草好的请柬，交给刘子仁。刘子仁，1900年出生，原名刘德良，改名为刘俊德，字子仁，永城县磨山人，地主出身。曾在西北军当过连长、营长、团长和代旅长，西北军散架后，他溜回永城，曾担任永城县国民党保安大队副大队长。1938年6月，永城被日军占领，刘乘机混入鲁雨亭组织的抗日游击队，任湖西人民义勇军第二总队二十九大队副大队长。次年8月，鲁部改编为新四军六支队一总队，刘为二大队大队长，后又任二团团长。1940年“四·一”战斗时，鲁雨亭不幸牺牲。同年夏秋间，一总队缩编为八路军四纵队六旅十七团，刘任该团团长。因刘的身材粗壮，块头很大，说话略有口吃，外貌给人以憨厚的感觉，指挥打仗也有点能耐。他平时工作伪装积极，编入八路军后加入了党组织。对上级，他会吹会捧，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个人面前说一套，那个人面前说一套，很会来事。因此，有的领导为他所迷惑，对他印象不错，也比较信任他。虽然在抗战初期，刘子仁为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斗争做过一些工作。但是，在旧军队的经历，使他沾染许多恶习。入党后不注意思想改造，越来越放纵自己，个人主义更加膨胀，居功自傲，自以为是，拒不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帮助，发展到在生活上贪图享受、腐化堕落；在组织上，培植亲信、拉帮结派、搞小团体活动；在政治上，悲观失望，消极动摇。直至最终公开背叛革命、背叛党、背叛人民，成为可耻的叛徒。

而此时，刘子仁和耿蕴斋、吴信容早已串通一气，他在分送请柬时，却另附一封密信给耿、吴。信中说：“吴芝圃带有神枪手吴守训，将以举杯为令谋害你们，耿、吴二兄千万不能来赴宴，这将是一场‘鸿门宴’。”请柬和密信连夜送走后，刘子仁又于11日两次暗中去吴信容部驻地——萧县西南张三座楼，与耿、吴直接会面，共同策划了叛变的具体步骤。

12月11日中午，吴芝圃按照原计划，等待耿、吴来入席，预先化装成端饭菜的武装人员吴守训、林乃清、侯杰、王孝纯，也都做好了扣押他们的准备。一直等到下午两点，耿蕴斋、吴信容却迟迟不来赴宴。吴芝圃等不到人来，急忙派人去了解情况，这时方知刘子仁和耿、吴已经串通一起了。至此，“鸿门宴”没有摆成，做耿、吴工作落了空。

11日上午9时，李忠道去张三座楼做耿、吴的工作，恰遇二人送刘子仁出门，又发现吴部正在擦拭武器，准备战斗，预感情况有变。刘子仁走后，吴信容质问李忠道说：“我有什么罪，你们竟然摆鸿门宴要扣押我，还要杀我?”李忠道解释说：“没有这回事，千万不要受别人挑拨，一定要和平解决。”耿、吴不听劝告，随即下了李的枪，并将他软禁起来。接着，萧县参议会秘书张舒民和县政府秘书冯蕴言、县民政科科长许西连，也先后来到张三座楼劝说耿、吴，直至深夜方达成不诉诸武力的协议。并决定在12日由李忠道出面去“请”吴芝圃来洪河集谈判，同时，言定“吴芝圃来洪河集时，耿、吴必须仍以首长相待。”11日深夜，刘子仁在芒砀山东北张庄召开二营和特务连排以上地方干部会议，他煽动说：“我们决不能受外地干部的气，我们要做到人不离枪，枪不离乡，现在彭雪枫面临国民党大军的进攻准备逃跑，要把我们拉到津浦路东去。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永城人，决不能离开家乡，不能跟他们去路东！”并提出了打“蛮子”（指上级派来的南方党员干部）的口号。午夜后，刘又在王楼召集其亲信、特务连长朱世华等十余人的会议，具体布置逮捕外来党员干部的行动计划。

12日凌晨四五点钟，刘子仁以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为名，通知一个，扣押一个。刘的表弟、警卫连长朱世华亲自执行扣押任务，充当刘的打手。与此同时，吴信容在张三座楼也向其部提出“叛军不叛党”的口号，决定翌日晨动手逮捕外来党员干部。刘子仁逮捕的干部主要有：副团长周大灿、政治部主任糜云辉、军需处长李作舟、三营营长兼教导员陈迎荣、一营营长吴生才、团部宣传股长路丁、六旅政治部民运科科长丁池等。在萧县西南张三座楼，吴信容逮捕关押了十余名外地党员干部。其中主要有：一营教导员张漫平、团直属连指导员项丹、特务连指导员李安邦、宣传队副队长孔清平、电台台长王翔及王锦春等。

三、公开叛变和洪河集谈判

12日凌晨4时许，刘子仁和吴信容分别在两地开始大逮捕。在永城芒砀山东北隅王楼，十七团特务连连长朱世华带领一伙人首先闯进政委蔡永的住室。蔡永，1919年出生，江西省泰和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三营教导员、新四军第六支队特务团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淮海军分区特务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等职，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和段村、襄安、钱上集及苏鲁豫、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多次反扫荡、反蚕食战斗。

蔡永听到一声剧烈地踢门声响，正想持枪跃起，警卫连长朱世华带领一帮人，已气势汹汹闯进门来，一把将蔡永按住，枪口当即对准了他。“你们想干什么？造反么？”蔡永严厉地责问他们。

“嘿嘿，蔡政委，团长有请。”朱世华滑头滑脑的朝蔡永应付了一句，然后枪一挥，对他身旁的几个士兵说：“快搜！”顿时，那几个士兵放开了胆量，前后左右乱翻一通，搜夺去了蔡永的手枪和印章。乘他们忙乱之际，蔡永一个箭步夺门而出，不料刚跑出里屋，又被外屋的岗哨拦住了。朱世华恶狠狠地朝蔡永跨了过来，说：“还想跑！”一边说着，一边用驳壳枪抵住蔡永的脑门，猛一扣，枪没有响，可蔡永的脑门却被枪头敲破了，鲜血顺着眼睛流了下来。

“走！”朱世华一声令下，几个兵便推推搡搡，押着蔡永和何启光（张德群）走了。何启光同志是路南地委组织部长，原来在这个地区当中心县委书记，对此地人事熟悉。这天上级派他来同蔡永联系工作，夜里就住在蔡永这里，因此也一起被捕。叛军把他们关进了王楼（属永城六区僖山乡）一所后院北屋不久，副团长周大灿和团机关直属队的同志，一营和二营的同志也陆续被押送进来。团直和一营的干部被关在北屋，和蔡永在一起，二营的被关在西屋。天亮时，上级党组织派遣来十七团谈判的萧独立团政治处主任王静敏同志，刚出王楼，也被下了枪，押送进来了。

12日晨，吴信容派五名骑兵，“护送”李忠道去吴芝圃驻地东曹庄。随后，又派两个排带两挺轻机枪埋伏在东曹庄村外，并指示他们“如发生武装冲突就将吴芝圃、李忠道及随行人员全部解决”。李忠道见到吴芝圃后，详细汇报了有关情况。吴芝圃考虑到许多干部已被扣押，这些被捕的近百名党员干部中，有的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有的是党一手培养的青年干部。不和平解决损失太大，遂决定和李忠道一起到洪河集同耿、吴谈判。谈判中，耿、吴一再质问为何摆“鸿门宴”谋害他们。吴芝圃指出：“这是挑拨离间，不要受人愚弄。”吴芝圃借机给吴信容做工作说：“党培养你多年，现在你却要叛党去投敌，当汉奸。”吴信容表示，我就是把队伍拉走也不打共产党，论说我对党没意见，就是不满意彭雪枫，说彭看不起他，不重用他，为什么不提他当旅长。吴芝圃劝他们说：“有意见，可以向党中央反映，请求上级解决，无论如何不能发生武装冲突，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损失。”并批评耿蕴斋不可一误再误，说吴信容没有害怕受惩罚的必要。下午，刘子仁派5名骑兵催促耿、吴带兵去后陈楼会合，宣布他们合谋举事成功。耿、吴要吴芝圃、李忠道同去见刘子仁，当面澄清“鸿门宴”问题。吴芝圃、李忠道为防不测，遂向耿、吴提出：“既然你们赞成和平解决，就应当让我们马上和边区党委、地委、县委、独立团的负责人见面，说明情况，避免发生误会。然后，我们再到刘子仁那里去。”并让耿、吴先走。他们坚决不同意。李忠道单独找吴信容谈话，问他：“既然答应和平解决，应当允许我们留下，和外边的人见面谈一下再去，为什么你不相信我的话。”吴说：“老耿不同意。”李忠道反问吴：“老耿能当你的家吗？部队是你领导的，他只不过有一个连的人。”这时吴说：“同意你们留下，可不能让吴芝圃走了。如果他走了，老耿不会饶我的。”李忠道满口答应说：“和平解决问题，不会走的。”就这样，他们勉强同意李忠道和吴芝圃同志，以及到吴信容部队检查工作的四纵队卫生部长林士笑同志，一起到离洪河集二里的一条脊村等候。

李忠道和吴芝圃、林士笑和警卫员一起到了一条脊村后。李忠道问吴芝圃：“我们是否离开这里？”吴芝圃说：“在刘、吴部队里还有我们很多干部被扣留着，既然和平解决，就不能离开这里。”李忠道又向吴芝圃建议说：“没有得力的人做刘子仁的工作，他不可能转变过来，我们见了他怎么说？他不会放我们走，还不如我们先走。”此时，吴芝圃才同意离开一条脊，即至萧县县政府驻地青龙集，后经宿西返回了区党委。当吴、李刚离开洪河集，刘子仁又派骑兵排长李贵明等四个骑兵，各带一长一短两支枪，送密信给耿、吴，要他们把吴芝圃、李忠道杀害在洪河里。耿、吴虑及事关重大，未敢下手。待刘子仁得知吴芝圃、李忠道去一条脊后，复又派十几名骑兵追赶，时吴、李等人已经走远。

四、邵山突围

被刘子仁逮捕后，十七团政委蔡永后来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遭关押时的沉重心情：“多年来转战南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如今，竟然做了叛徒的阶下囚。怎么办呢？在枪林弹雨中能冲锋陷阵、英勇战斗的革命战士，难道能在叛徒的手里坐以待毙，或是等着叛徒交给敌人当‘见面礼’？不能不能！在困难面前，在挫折面前，在生死考验面前，更能显示出一个革命战士、一个共产党人的赤胆忠心。”于是蔡永同副团长周大灿，萧县独立团政治处主任王静敏，路南地委组织部长何启光同志悄悄地商量，分析形势，一致表示坚持斗争，做好准备，伺机突围。经过仔细研究，决定白天突围，虽然白天跑出去后目标很清楚，容易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付出的代价必然大。但白天突围，也有很多有利条件。首先是刘子仁刚叛变，还来不及对整个部队做过细的工作，内部还处于混乱状态，比较容易钻空子；其次是永城、萧县这一带，群众基础很好，民情熟悉，地形道路也熟悉；再之，提前暴动突围，能够打乱叛军的计划。如果等到晚上，夜长梦多，情况还可能发生突然恶变，那时将难以收拾。生死关头，必须只争朝夕。由于团领导和西直、一营的同志关在北面堂屋，二营的同志关在西屋，不能直接联系。一个屋的同志单独行动，力量薄弱分散。于是，蔡永决定以扔个公文包作为突围的信号，并写在纸条上，让其警卫员韩守芳佯装解手，借机会送给二营政委范炳炎，请他秘密组织二营的同志配合行动。负责看守的叛军有十几个人，两挺机枪正分别对准两个屋子门口，对蔡永他们威胁最大。为了减少损失，保证突围顺利进行，必须安排专人打掉机枪手，夺取机枪。屋外不远处拴着许多军马，突围后如果马匹多就骑着马跑掉，如果马匹不够，就用机枪和手榴弹将马打死，免得叛军骑马追赶。

上午八九点钟时，突围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只等一声令下便可行动。然而就在此时，刘子仁决定将逮捕的干部从王楼转移到邵山村，叛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把蔡永他们逐个地从屋里押出来排成两路纵队，用绳子将每个人的胳膊都绑起来，一个接一个紧串着，押着转移。前后左右都是持枪押送的士兵，戒备森严。并且规定路上不准交头接耳，不准拉开距离。到邵山时已经深夜，关押蔡永一干人的监房，是个三节院子里头的房子，是三间通房，坐北朝南，都是石头彻成，牢固异常。从院子门外走到最里头的房子，要经过一条二三十米长的狭窄胡同，易守难逃，这显然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叛军从屋里到屋外，从院里到院外，层层设岗立哨。监房里有两个哨兵监视，门口正面对着架一挺机枪，三院到二院设一个岗哨，二院到一院设一个岗哨，院门口又有一个岗哨，把守十分严密。

关进监房后，蔡永和周大灿、王静敏、何启光几位领导假装睡觉，凑在一起研究突围方案，进一步做了周密地分析研究，尽量准备充分。叛军把他们转移到邵山来，主要是因为监房比较牢固，地形易守难逃。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把其关在三个可以互相串通的房子里，反而使力量更加集中了，这对组织突围是十分有利的。为了麻痹刘子仁，摸一摸他们的底细，这天晚上，蔡永和周大灿、王静敏、何启光迫切要见刘子仁。刘来后，蔡永和周大灿、王静敏、何启光轮番质问刘子仁：为什么要下掉我们的武器？为什么要逮捕我们?我们犯了什么罪？难道打日本鬼子、打汉奸有罪？难道在敌后发动民众抗日有罪？问得刘子仁张口结舌，拔腿就溜。这时，萧县独立团政治部主任王静敏受大家之托，叫住刘子仁，单独和刘子仁在门口谈判。王静敏当时是新四军部队中的知识分子，年纪很轻，精明强干，做政治工作也有经验。他又和刘子仁共过事。1939年，王静敏同志在一总队二大队当政委时，刘就是这个大队队长。刘子仁伪装得很可怜，说上级不信任他，怀疑他，要抓他，他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王静敏就抓住他的“尾巴”，顺着刘的话讲：“既然你刘子仁没有其他不良企图，你采取这种武装扣押的办法，就使人感到不可理解，况且上级对你并没有任何坏想法。现在你们又扣押很多党员干部，实属叛党叛军。国共合作打击日本侵略军乃中华民族当务之急，谁破坏抗战谁就是历史的罪人，请你三思，千万‘一错铸成千古恨！”慷慨激昂的陈词，说得刘子仁闭口无言。王静敏义正辞严，要求刘子仁马上释放被扣的同志，恢复部队的正常秩序。刘子仁执意不听，谈判未果，刘子仁认为这批人在他手里，一来可以作为人质，上级不敢派兵打他；二来今后还可以送给敌人，当作升官发财的资本。

刘子仁走后，蔡永和周大灿、王静敏继续抓紧进行突围准备。鉴于这里岗哨多，情况复杂，专门组织了一个对付屋里屋外的哨兵、夺取敌人机枪武器的突击队，成员有一营营长吴生才，团部的罗参谋，指导员孙克祥，通讯排长邱正基等同志。突围时间决定选在拂晓之前。13日凌晨四五点，营长吴生才、指导员孙克祥、八连连长梅汉方和通讯排长邱正基假装解手，先后出了监房，准备夺取机枪，对付哨兵。与此同时，屋内的同志纷纷喊冷，要求哨兵敞开房门烤火。他们点燃了麦秸取暖，烟雾把哨兵熏得远远的。同志们又趁机将屋内的两盏油灯打灭，再将麦秸的火打灭，一时间浓烟滚滚。“灯灭了，来点灯。”屋内的一个同志大喊道。哨兵咳嗽着走进屋。当“洋火”一划亮，就代表着预先设计好的突围信号发出去了！早就持木棒等候在油灯旁的突击队员，手举棒落，哨兵应声而倒。在屋外的孙克祥同志和另一各突击队员，一奔而出，三下五除二干倒了院内胡同里的几个哨兵。夺机枪的同志也迅速和敌人展开搏斗。监房里的同志，在蔡永和周大灿、王静敏几个领导的率领下，跟着冲出了门口。突围的呼声、枪声，惊动了村内外的敌人。敌人边喊边开枪，子弹从同志们的头上、身旁飕飕而过。不过绝大多数人还是冲了出去。

而蔡永、李作舟、吴生才突围时等负伤，周大灿、糜云辉以及组织股长盖卓如、特派员温治平等壮烈牺牲。突围时，蔡永的头部右侧中弹，王静敏等三位同志轮流背着蔡永，走过五六里地，绕过叛军驻的村庄，来到了永城六区僖山乡郭楼。为了不暴露目标，并且稳定伤情，蔡永被暂藏在一个老乡家里。这个老乡叫郭相山，有个18岁的女儿郭瑞兰。知道情况后，老乡将蔡永藏在北面一间屋里墙根的麦秸下。留下来照顾蔡永的王枫因为是上海人，担心因口音问题暴露，所以换上了农民服装病躺在床上，郭瑞兰扮成他的妻子，应对盘查。这天拂晓后，叛军三次进郭楼搜捕，挨家挨户查找，见到麦秸堆就用刺刀捅。但郭家临危不惧，与敌人巧妙周旋，帮助蔡永顺利躲过这场劫难。直到12月13日傍晚，王静敏派了萧县独立团的一个武装连队，带着担架悄悄来接走了蔡永。

三营营长陈迎荣突围后，在群众帮助下，绕过敌据点，闯过封锁线，两昼夜跋涉，经永北火神店、王河和永西北歧麦、龙岗、卧龙到达永西南夏桥集，遇到本营七连从旅部领棉衣归来，他把刘子仁叛变，血战突围的情况告诉了连领导，并提出快把七连带回旅部。正当与几个领导干部商讨之际，在这一关键时刻，刘子仁暗插在七连的亲信、排长姬朝凤突然开枪，陈迎荣和连长吴xx、指导员吴平当场壮烈牺牲。陈迎荣同志牺牲时，年仅24岁。并将带队的团参谋长冯胜打伤，胁迫该连重新回到刘子仁处。

五、善后措施

事件发生后，彭雪枫于13日、18日、27日连续急电中央，报告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并提出善后应急措施。指明：“此次事变主动者系刘子仁……”确定“对耿、吴的方针仍在决心争取，最低限度争取作为我之外围军……刘子仁反动较坚决，我们采取打击瓦解的方针。”在利用与耿、吴、刘有关系者，写信去设法营救被扣干部，以及不惜金钱收买去分化耿、吴、刘三人的同时。并于13日急令五旅十四团和六旅十六团主力分别由淮上、涡北开往萧永边对叛军进行军事威慑和镇压。五旅十四团在旅长滕海清、副旅长张泰生的率领下，从蒙城的檀城急行军一天一夜到达距刘子仁部六里许的王白楼。由于吴芝圃提出等待谈判解决，没有及时出击。十六团挺进至萧永边境与日军遭遇，激战竟日，将日军击退。由于我军已接近叛军，刘子仁14日夜被迫释放了少数未能突围的干部，而他也乘机率部逃窜。吴信容经我多方工作，不久也将逮捕的干部全部释放。为了继续打击瓦解刘子仁部，党政军委员会决定，在萧县成立独立旅，纵汉民任旅长，李忠道任政委。在夏邑县成立雨亭总队，县长鲁禹道兼总队长，配合六旅十六团继续打击瓦解叛军刘子仁部。

六、损失和影响

耿、吴、刘叛变后，深受国民党当局的赏识。1941年3月，汤恩伯在安徽省界首亲自召见耿蕴斋和刘子仁，继而任命耿为苏鲁豫皖边区挺进游击第一纵队少将司令，刘子仁为副司令兼第二支队长，吴信容为第三支队长。同年6月14日，国民党立法军事委员会机要组编印的《周报》第七期《奸伪情报》栏中以《匪军反正》为题，对耿、吴、刘叛军作了如下报道：“盘踞永、萧、夏一带活动之某某军队司令耿蕴斋、刘子仁、吴新华(应为吴信容)等部5000余人，被我方策动后现已反正。该部有步枪3900余支、机枪60挺、迫击炮3门。现耿蕴斋已被委为豫鄂皖边区独立游击纵队，由汤总司令恩伯指挥。”国民党对耿、吴、刘叛变所带走的军事力量显然是夸大之词。但这次叛变的确使我们遭到严重损失。

首先，耿、吴、刘叛变，使第四纵队直接损失了近2000人和相应的武器装备。其中刘子仁部千余人，吴信容部六七百人，耿蕴斋的警卫连百余人，使敌强我弱的军事势态更加严峻。特别是这些部队绝大多数都是永、萧一带的人，他们和当地军政人员以及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夏、永、砀、萧、宿一带的部分地方干部随之反水，不少区乡政权相继变色，根据地急剧缩小，我们的兵源、粮源、财源都发生了极大地困难。

其次，耿、吴、刘叛变后，很快掉转枪头参加了敌伪顽“围剿”豫皖苏边区的军事行动。由于他们熟识我们的内情，往往起到了敌伪顽所不能起到的作用。1941年元旦，吴信容带一个营突袭萧县董屯我五区区公所，俘区干、区队几十人，缴长短枪30余支；当夜又袭击四区区队，一个排全被缴械。二三月间，萧县县政府驻罗河附近，耿、吴、刘配合土顽刘瑞歧部向我突然袭击，四区区长张长文牺性，多人被俘。在此三人中，以刘子仁最为刁钻凶狠，他多次袭击我区乡政权和地方武装。1941年4月6日，刘子仁伙同国民党马彪部、土顽蒋心亮部等，在永城西南万楼打死、打伤、俘我十二旅三十五团一营100余人。同时，他还在永城建立了国民党县、区、乡政权，设立情报站，捕杀、诱降共产党员和地方干部。他滥印纸币，搜刮民财；编印报纸，进行反共宣传，给我党在永城的工作造成极大地困难。因反共有功，1942年夏，刘子仁即取代了耿蕴斋。

再次，耿、吴、刘叛变后，敌伪顽即乘机对我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使我豫皖苏边区内外告急，腹背受敌，战斗失利，部队减员，与鲁西南八路军的联系亦被切断，根据地只剩下永南、涡北的狭长地带。面临此种形势，加之其他主、客观原因，新四军四师不得不于1941年5月，奉命转移至津浦路东，豫皖苏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暂时又处于敌伪顽的残酷统治之下。

不过，乌云毕竟难蔽日，反动派终究不久长，叛徒也决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耿蕴斋少将司令没当多久，就被其主子撤掉了。解放后，被人民政府依法逮捕，释放后病死。吴信容在1942年病死，传说，吴得病前，曾和刘子仁同席饮酒，酒后就卧床不起，直至死去，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名堂，现在是难以考证了。刘子仁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变色龙”。1940年，在国民党反动派大军压境之时，他叛变而去；1944年，日寇以其强弩之末大举侵犯中原，汤恩伯数十万部队不战而溃，刘子仁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遂投向西北军出身的商丘伪军总司令张岚峰，驻进日寇刺刀保护下的城堡，充当汉奸；日本投降后，刘子仁摇身一变，又在张岚峰庇护下为国民党所收编，并先后爬上旅长、师长、军参谋长的宝座；1949年5月，刘子仁所在的张轸兵团宣布起义，刘子仁同国民党一二七军军长赵子立，坚持反动立场，劫走张轸兵团司令部，成为起义部队的叛徒；1949年底，刘子仁和赵子立困居四川，成了瓮中之鳖，这时，他又摇身一变，竟然还宣布“起义”。当然，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可耻叛徒，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1951年为人民政府所镇压。

七、分析原因，吸取教训

发生耿、吴、刘叛变这样重大的事件，并不是偶然的，对其中的原因，彭雪枫在1940年12月27日给中央的电报中，也曾作过具体的分析。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是比较突出的。

首先，耿、吴、刘叛变革命不是偶然的，是由其思想本质所决定的。特别是刘子仁，作为一个早期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为全县抗战做出了一定成绩，正因为如此，他才受到党的信任，被重任为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但是，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他没有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和抗战必胜信心，而是个人英雄主义、资产阶级腐化思想严重，一心只想个人利益，自认为对边区抗战有功，自以为是，唯我独尊，迷恋权位，贪图享受，甚至为达到独霸边区的个人目的，于党的组织纪律而不顾，结党营私，拉帮结伙，破坏党的团结，搞小集团，闹宗派，排斥异己，闹独立性，最终发展到谋杀革命领导干部、叛变投敌，成为遗臭万年的历史罪人。这个令人深思的教训告诫人们，革命道路是漫长而坎坷的，思想改造也是艰苦而无止境的。作为一名献身革命的共产党员，就必须做到既要从组织上更要从思想上入党，自觉加强党性锻炼，时刻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不论职位多高，始终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当好人民的公仆。只有这样，才能经受住各种考验，克服各种困难，在革命道路上不迷失方向，为党的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其次，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大批各色各样的人物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他们虽然多是响应党的抗日号召，但阶级出身、政治立场及参加革命的动机却不相同。就此彭雪枫在《关于耿吴刘叛变事件之经验教训及对付方针报毛泽东、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毅电报》曾指出：“一般兵痞流氓过去对下层尚存利用心理。今应彻底打破，对此种利用之结果，往往所得少，所失大，而其上层如落伍军人、官僚，在党内仅可利用一时，不可利用永远，政治教育与争取之可能性极小。此辈对党员有利用之心，以求假借我党之势力去壮大，（和）党及政治工作不一致，假如此种企图矛盾到不可调和时，即发生叛变。如耿蕴斋年将近50，担任萧垦区长八年，地主，多年前即混入党。因之曾有号召力量，其原有武装千余，曾被苏支收编，地方人士甚不满意，称耿为“枪贩子”。加以苏支对耿之方式不好，耿带其亲信之一个连开小差回萧。当时我们诚恳认识其反党靠顽，故对其实行怀柔政策，逐渐削弱其影响，故今使耿在群众中之信仰甚差。至刘子仁则为老西北军官，曾任旅长多年，和善其貌，阴险其心，毒辣，不料刘之能出此手。”事实证明，耿、吴、刘三人就是属于此种情况，他们均系地主出身，长期混迹于旧军政界，个人野心较大，军阀思想和土皇帝思想严重，他们被抗日浪潮卷入革命阵营之后，虽然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当革命形势顺利发展，并能满足他们的某些私欲时，尚能附和一时。但形势一旦恶化，其某些私欲又受到限制时，他们原有的阶级本性就逐渐暴露出来。始而对组织不满，对革命动摇，继而发展为对抗，直至叛变革命。

其次，耿、吴、刘三支部队都是抗战初期就地组建的，他们建立时的情况虽不大相同，但大都借助于亲戚、乡土关系。对此类部队的特点，彭雪枫在《关于耿吴刘叛变事件之经验教训及对付方针报毛泽东、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毅电报》中曾指出：“地方性和封建基础及影响极大，此辈即以此而扩兵，而扩来者多为其亲戚朋友子弟，政治一课没有彼等之话一句力大，而彼等即倚恃此地方性与封建性，与党的政策及政治工作尖锐对立。豫皖苏边区由于过去没有很好党的基础，故党政军民上层多为外来干部，而经验能力又弱，特别是工作技术、方法及社会经验不易应付。蔡永即为红军中勤务员出身之22岁的青年，刘子仁完全不看在眼中，以致人家认外来干部为蛮子。关于干部幼稚，作事不会转弯，致彼辈借口为蛮子专制，形成对立。因此要早即努力于地方干部之培养，但首先从介绍入党着手，农民文化低，外县学生尚须经过教育阶段，且亦为外方人，故与群众发生血肉相连的干部仅为下层，而经验能力又太弱。”边区领导虽给这些部队派去大批外来党员干部，并发展许多人入党，但对上述原有基础并没有根本改造。加上耿、吴、刘得以利用外来干部的某些缺点，制造“蛮子专政”等流言飞语，煽动地方主义，挑起本地人与外来干部的矛盾。他们在叛变时提出的“人不离枪，枪不离乡”、“打蛮子”、“叛军不叛党”等口号，的确蒙蔽了许多人。这是耿、吴、刘之所以能把近两千人拉走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耿、吴、刘问题出现后，边区党政军委员会虽然及时采取了有效措施，但并未能控制局势的发展。吴信容在三人中年纪较轻，抗日热情一度较高，对党虽有不满但没有耿蕴斋、刘子仁严重，并且对耿擅自离开司令部也不尽同意。但我党在处理耿、吴问题时，却过早地把他和耿连在一起，一样看待，一样处理，这就促使吴倒向耿的一边，扩大了异己势力。而最大的失策是，只看到在刘子仁部派去的党员较多，把他作为军事解决的依靠力量，这样做应需认真斟酌，刘与耿、吴都是当地人，不论他们本人，还是他们控制的部队，关系都较密切。现在要刘部断然对耿、吴采取军事行动，是没有充分把握的。在三人叛变之后，党政军委员会采取的打击刘而争取耿、吴的方针是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第四，如何用正确的方式方法解决党内或工作上的矛盾，这也是时刻应该注意研究的。工作中有矛盾、有隔阂、有不同意见，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如何去化解、去统一，这里就有一个工作艺术问题。冷静处理，耐心说服，诚恳帮助，求得一心，就会消除矛盾，加强团结，共同搞好工作；相反，态度生硬，方法简单，就会使矛盾激化，向不利方面发展，甚至出现意想不到的恶果。这是值得我们万分警惕的。

最后，通过耿、吴、刘叛变这一事件，应该认真考虑对党的高级干部如何加强管理的问题。做为党政高级领导干部的耿蕴斋、吴信容和刘子仁，虽然对革命有过贡献，但其身上存在的许多缺点不足，是边区干部战士群众甚至上级有目共睹的。虽然上级组织也对其进行过批评、帮助、教育，但多是婉言相劝，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尽管耿、吴、刘叛变主要是其内因起决定作用，但如果注意加强对高级干部管理教育，严格要求，发现问题严肃批评，从根本上注意解决思想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那将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所以说，如何加强高级干部的管理也是党的领导机关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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